人物档案
廖晓义，女，1954年出生于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硕士，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曾任中央电视台《环保时刻》专栏独立制片人、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环境顾问。1996年创办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26℃空调节能、化学品安全、可持续能源等公益行动和政府公共政策。2008年深入四川地震灾区建设生态乡村，通过培育乐和社工和传播乐和理念，服务于重庆巫溪县、湖南长沙县等地乐和乡村建设，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曾获得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奖”、中央电视台年度人物社会公益人物奖、环保部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民政部中华慈善奖、“改革开放30年个人贡献奖”和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公民奖。
a乐和乡村建设
为乡村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前日，秋风乍凉。66岁的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村龙顾组乐和互助会会长王松高带着几位组员正在为已基本落成的“乐和大院”义务整理地坪。
“我们这个‘乐和大院’占地将近200平方米，房子基本上是靠本组村民的义工盖起的，资金也是每家每户捐助的。”王松高说，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将成为本组村民学习、娱乐和议事等各种活动的场所。
据长沙县春华镇党委书记魏检介绍，该县目前有25个乐和乡村建设试点，其中春华镇金鼎山村就有3个点。“通过乐和乡村建设实践，我们找到了一条以村民为主体的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模式，使得乡村更像乡村了。”魏检说，乐和乡村建设打通了城市和乡村循环发展、共生发展的道路，激活了传统乡村互助社会、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创造了一种新型乡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乐和乡村建设为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被弱化了的乡村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长沙县的乐和乡村建设得益于一个人，那就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著名环保人士和乡村建设的理想主义者廖晓义。
“我是在去年春天将乐和理念带到长沙县的，这里的乐和乡村建设能够发展得这样快，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政府积极主导。”廖晓义虽然是重庆人，但说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2008年7月8日，怀着一腔热血的廖晓义第一次来到地震重灾区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当她看到一户人家墙上的“祀祖先如在其上，佑后人焕乎维新”的祖先牌位后，她知道，这就是她将要实践自己梦想的地方。然而，这个梦想的实践地，从一开始就充满坎坷。
那时，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收入低、人际关系复杂是大坪村的基本特点。当一直以来在北京为公益鼓与呼的廖晓义，要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挽起袖口真*真*做事的时候，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注定会让廖晓义的乡村建设梦，绚丽中多出几分曲折。
廖晓义认为，地震对于乡村建设来说，是一个契机。正是通过住房重建与修路，廖晓义取得了大坪村村民的信任。一年后，当廖晓义走在大坪村时，经常被村民拉进屋里，再出屋的时候，手上已经多出了一件村民亲手缝制的羌族鞋垫或者一堆核桃。
村民们一口一个“廖娘，廖娘”，使得廖晓义坚定了在大坪村实践自己理想的信心。在海拔1600米的大坪山上，廖晓义和她的团队，为村民所倡导的集体自强、个人自主、生态自然、道德自律、乡村自豪五大特质的乐和之路实践着。
这五大特质，用乐和乡村建设的表述方式就是：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机制；以村民自主为基础的责权规则；崇尚天然、顺应自然的产业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敬天惜物、尊道尚德的素质和修养；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城乡统筹。“乡村自豪，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就是在乡村生活里，我能找到萎缩已久的生命意识。”廖晓义如此解释。
乐和，意为“乐道尚和”，取自《道德经》。乐和除了与发源于西方的乐活一样，强调绿色生活、大众生活时尚和新上山下乡精神外，还存在很多与乐活不同的涵义。乐和理念更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更强调从物能依赖到三能(心能、体能、物能)平衡的转化，更强调对精神污染的治理。
b如果这事情可以做成，我们大家就是在创造历史
其实，廖晓义不是中国第一个搞乡村建设的人。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找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包含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
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乡村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廖晓义的乐和乡村建设理念从本质上说，跟梁漱溟等老一辈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在某些层面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更换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你现在做的事情，你觉得跟当时的乡建运动有什么异同吗？”
“那个时候天时不好，梁漱溟先生本来做得很好，只不过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止了。”廖晓义说，“梁先生依靠的是知识分子和乡绅，而我依靠的是地方政府、社工及乡村留守人员。”
如果非要将乐和家园与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作比较的话，廖晓义其实并不比梁漱溟他们具备更多的优势。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如何让政府接受这套东西？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当地的乡绅、本土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就可以做事，自主权很大。当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城市化引起的“乡村空巢现象”，除此之外，如今也没有“乡绅这个阶层”。
在廖晓义倡导的“乐和人居、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与乐和礼义”5个乡村建设理念中，将建造乡村生态民居、发展乡村生态经济、修复乡村精神家园、完善村民参与机制、建立乡村保健诊所、实施乡村环境管理融合到了一起，这5个“乐和”，便是乐和乡村建设的基本框架。
“如果这事情可以做成，那我们大家就是在创造历史。”廖晓义认为，乐和乡村建设是一场社会实验，其目的就是让农民实现真正的自主。
“现在我们可以借鉴很多梁漱溟等那些老先生们的思想，但肯定还是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子。”廖晓义承认，她就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所谓理想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世俗世界里，你还保持着自己的信念或理想的追求。如果理想主义不是理解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或者不是那么偏激的话，我想我是这样的人。”
c从工业文明信徒到环保主义者
廖晓义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乡村建设者，她有很多传奇经历。
上个世纪80年代，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潜心做着哲学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这个工业文明信徒走入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朋友的一篇文章认为，环境跟人的活动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人类应该约束自己的生产、生活等改造自然的行为，实现与自然的友好相处。
这个在今天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的非主流。为了反驳朋友的观点，廖晓义查阅大量资料，却发现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已经大大扰乱了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水污染、空气污染、植被萎缩……她第一次了解并思考到西方工业文明给地球造成的灾难。
经过调研后，她写了第一篇呼吁环境保护的文章即《中国工业化和环境代价》，她在文中疾呼：“长此以往，人类可能还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地球就毁灭了，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我们自己。”文章发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管理世界》杂志上，当时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年代，这样的文章并未收到多大的反响，甚至还被一些认为不合时宜，这令廖晓义有些失望。
如何才能让环保问题被更多人关注？当时正是电视走入千家万户的时代，廖晓义认定电视媒体是培育环保意识最好的载体，便决定制作环保电视节目。很快，廖晓义就写好了一个宣传环境保护的电视节目脚本《绿色访谈录》，却没有资金拍摄。
就在此时，她的丈夫前往美国读博士，她和女儿也得到陪读的机会。廖晓义来到美国，她一边当保姆打工攒钱，一面尝试着向一些基金会申请拍摄电视节目的经费支持，并最终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得到支持后的廖晓义决定马上回国，这让丈夫十分不理解：“这个人不可理喻，签证、住房都是费尽周折才搞定，哪知刚安定下来，她却丢下女儿说走就走。”
《绿色访谈录》耗时一年制作完毕，共采访了30多位环保专家，片长60分钟。可是却没有电视台愿意播出。一个电视台的负责人告诉她：“现在在中国宣传环保超前了10年！”
1993年，失望的廖晓义又回到了美国，这次除了陪伴丈夫照顾家庭外，她还申请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段时期，她接触到的许多美国民间环保组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产生了一个想法：从发达国家的环保经验中寻求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办法似乎是一条捷径。为此，她决定用打工积蓄的钱遍访国际“环保女杰”，制作一部环保电视纪录片《地球的女儿》，希望趁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向国内介绍西方的经验。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廖晓义带着6岁的女儿和《地球的女儿》回到了中国。
经过多方努力，《地球的女儿》成功在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播出，并获得好评。
1996年4月22日地球日这天，央视7套节目在晚上6时50分首次播出一档关于环保类节目《环保时刻》。这档节目一周一期，向数以亿计的观众宣传当时还很陌生的再循环、再利用的环保观念，节目的制片人和总编导正是廖晓义。
d发起26℃空调节能行动，
成为国务院采纳的公共政策
在《环保时刻》开播的同时，由她发起的名叫“地球村”的环保组织在北京成立。地球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要实践并恢复中国“垃圾分拣”的环保传统。而这个想法则来自于一位美国妇女。
在美国期间，有一次，在一个垃圾处理厂附近，廖晓义看见当地妇女包着头戴着手套分拣垃圾，她好奇地问：“这是从哪儿学来的方法?”“中国呀，你们现在不分了？”廖晓义愣了，“我们现在不分了，全堆起来，然后填埋。”美国妇女瞪大眼睛：“这么好的传统，怎么放弃了？”正是美国女人的这句话，让廖晓义决定恢复环保传统。
第一个垃圾分类的项目在北京西城区大乘巷展开。廖晓义拿着资料来到大乘巷为居民们讲演如何将垃圾分类。一般来说，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可分为三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在她的帮助下，大乘巷居委会建立了北京第一个垃圾分类试点，贴着不同标签的3个红色塑料桶醒目地矗立在大乘巷口，居民学习着把日常垃圾分为三类投放，分类后的垃圾由居委会联系的小贩和企业分门别类地清运走。
大乘巷的案例引来了更多的尝试者，丢失多年的老传统又悄悄回来了。
廖晓义认为节约是最大的环保，而节约就是减少没有必要的消耗。2005年，夏季空调不低于26℃成为国务院制定的标准，这个影响全国的“26℃空调节能行动”就是廖晓义等人首先发起的。
在廖晓义看来，环保应当是对物质的享受、对心灵的滋养以及对自然的护养三个方面的平衡。她从自己做起，向身边的亲友推广这种“三能平衡”的环保方式。
廖晓义尽量少用一次*面巾纸，而是改用手帕；少用洗衣机而用手替代；家中用电扇代替空调以节电。她家里有大大小小的盆子，以方便盛放洗衣、洗菜的水用来冲厕所、冲地板。为了节约用水，廖晓义甚至主张除了夏天，不必每天洗澡。
廖晓义外出时尽量多坐火车少坐飞机，在市内尽量坐地铁和公交，但有时候碰到开会赶时间也会打车。对此，廖晓义认真地检讨说：“我做得也不彻底。”
e我做环境保护和乡村建设，
也是为了回乡和归田
然而，也有人质疑廖晓义的做法：“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和现代文明较劲吗？”
这种声音让廖晓义反思：“为什么大家连吃的是什么东西，呼吸的是什么空气都不在乎？这就是现代文明吗？”她觉得必须有所改变，“不管个人，还是社会；不管是生命的回归，还是文明的生长，都到回乡的时候了。让乡村引领城市，在那里你会真正地接触土地和阳光，感到自己活着。不是说在城里不可以做生命意识的回归，但是在一个到处都是水泥、钢筋、人造的环境里面，比起乡村的气脉，效果会差得多。”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不同于西方的城邦文明和商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是消耗世界资源的文明，中国的环境无法承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认为城乡统筹也要多元化，国家提倡建设新农村，就要让农村仍然是农村，而不是变成城市。“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乡村不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瓦解吗？”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乐和乡村建设，就是一条现实的路径。
“我觉得中国城镇化的过程是趋势，但不能因为城镇化而消灭乡村。乡村是城市的母体，乡村是中国的根。我们把乡村建设好，才能寻找到基于乡村建设的城乡统筹之路。”廖晓义认为，只有农民成为乡村的主人，他们才能真正保护好这个环境。廖晓义一路走过来，从彭州到巫溪再到长沙的实践表明无一例外。
廖晓义这么多年一直坚定地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回馈乡村，要让大学生、年轻人、社工和志愿者走进乡村，回望乡村，回馈乡村。”廖晓义受到乡村本身保存着的乡土文化的启发，企图找到一个让城里人回到乡村、服务乡村的路径，“使城里人羡慕乡村生活，而不单纯是农民向往城里人的生活”。
廖晓义从繁华城市走到边远乡村，身体力行推行环保，探索着现代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现在，环保已经成为人人追捧的时髦生活方式。前10年，她宣扬环保理念，获奖不断，后10年，她潜心研究东方文化，致力于中国式环保的乡村实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20年，倏忽即过。
如今，廖晓义已经是60岁的人了。回顾这20多年走过的路，廖晓义觉得这对于她自己的人生、对于建设美好社会也是有意义的。“要说有什么困难，就在于我们做环保、做乡村建设的过程，这是一个全新事业，要不断探索，探索过程中是有挫折的。乐和乡村建设的模式，其实也是我们经过很多挫折以后走出来的，现在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可行的，目前已经有实效，所以很愿意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
东晋诗人陶渊明有诗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的“自然”，不仅指乡村的自然环境，亦是指自然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很多人所向往的。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你真的要知道活到现在你有生命，是那方水土造就的。当你成长起来，你应该回馈那方水土，回到那方水土才是。”在廖晓义看来，城乡实际是一种互相连接共生的模式，乡下秀才读书到了城里，或者经商到了城里，老了以后要回乡，要归田。“我做环境保护和乡村建设，也是为了回乡和归田。”廖晓义说。
